谢席德是之前提到的曹天晴的爱人，她的丈夫研究生物科学，当年是沃森的同事；而她自己是共和国的半导体之母，还是震旦大学的校长。
这样的人物都来替沃森说话。
沃森，你老小子到底还藏了些什么？
张守任说：“余切，这是我们从《科学报》转载来的，那上面还有更多的资料。”
余切找人要来了《科学报》有关于沃森的报道，才发现80年起沃森已经频繁和中国科学家书信交流，到81年时，沃森就来全聚德烤鸭店和他的中国老朋友们聚餐，他带着自己的儿子，带着自己的老婆，把整个京城都走了个遍！
当时正处十二月的隆冬，天气还很寒冷，沃森穿得像个退休的老干部，面对着镜头喜笑颜开。
他背后是这样一句话：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这句话看上去像是某个随处可见的鸡汤语录，而实际上，这句话出自马克思的《资本论》。
作为一个美国科学家，沃森从事工作的前几年，全美迫害红色分子的麦卡锡主义才结束不久，科学家们人人自危，生怕和红色沾上关系，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沃森，竟然能在访华后为这句话站台。
这时，余切再想起沃森古怪的智力测试题，居然感受到了一种良苦用心。
沃森用了一种他成为“小丑”的方式，牺牲了他自己的名望，大大的宣传了中国人在接受高等教育上的潜力。
还有他在燕大附小对小学生的笑容，“沃森爷爷”戴上红领巾后含泪的双眼……他原来是真心喜欢这个地方。
余切对沃森的态度也发生了两级反转，他一开始觉得沃森人嫌狗憎，对他有一些利用的想法，现在却觉得此人复杂得难以评价。
几天后，余切开始频繁的面临离别。他的老朋友们纷纷离开国内。
新化社的记者邵琦即将去南斯拉夫，余切在机场送了她一程。与她一起的还有四位新化社和外交上的干事。
余切问她：“难道非要去南斯拉夫，非要去塞尔维亚吗？”
此时的南斯拉夫联盟，已经有明显的政局不稳的倾向。一般人认为，在红色阵营中，中国是那个不太听话的、总有自己想法的一员。
而实质上，南斯拉夫也早早的走向了这一步，南斯拉夫实行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程度位于红色阵营的前几名，然而这个国家联盟贫富极其不均，没有明显的主体民族。
在其政治强人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已经逐渐压不住内部的冲突，这里很可能成为新的炸药桶。
余切看得到，邵琦也看得到。
她和几位同事对视一眼，大家都笑了：“哪里不危险？新化社有十多个在非洲的记者，枪炮不长眼，非洲小国政府连美国人和苏联人的帐也不买！他们是不是更危险？”
余切把她拉到一边道：“韩大使没有帮你吗？他后来私下和我说，他承诺给你安排到美国来。”
邵琦道：“韩大使说了，可我还是不了！我要是不去，总有其他人去，还不一定学过塞尔维亚语，不如让我来。”
见余切还是忧心忡忡的样子，邵琦说：“我回家问了我丈夫，他支持我去南联盟。前些天，我才一岁多的孩子，她刚学会了说妈妈，什么事情也记不得……我更觉得我有这样的使命了，晚去不如早去。”
余切见状，也不好再劝说她。
只能叮嘱邵琦多关注自身的安慰，以及要关注余切之后写的。
余切暗示她：“我写的，还是有一些先见性的，说不定对你有帮助。”
最后，邵琦送给余切一张照片。
这是余切趴在飞机窗口流泪的照片，邵琦一连拍摄了好几张，最后只有一张最合适的被选中，发布在报刊上。
邵琦觉得，其他照片也很有价值。
她道：“我和你在一块儿的时候，总觉得你英武得不像个人，到那个时候才觉得你也和我们一样。《时代周刊》的刘祥成，总把你拍摄成某种宗教伟人的投射，他还和我讲了很多美国名人如何来炒作自己，他觉得你特别的擅长……可我觉得那不是你，至少不全是你。”
“邵琦，那你觉得什么才是我？”
“我相信你是真心的。”
这话一定程度上打动了余切。在邵琦一行人的飞机离开后，余切都还在想这句话。
他不能说自己搞起社会活动来，完全是纯粹的，但这些活动做得多了，他也投入了许多真感情。
随后，林一夫也和余切告别。
林一夫要正式开启他的乡村调查，上山下乡去了，这是一件苦差事，因为他深入乡村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对岸以为他确实是死掉了。
历史上直到九十年代初，林一夫才重新回到经济学的主流舞台中，频繁的发表经济学论文。
然后他就被对岸通缉了。
沃森的言论，对林一夫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农发中心的大调研被临时委派了一个新任务，要求他们对中国乡村的儿童进行智力上的抽样调查，用以验证沃森的“智力论”是不是在数据上是真实的。
“我们的研究，说到底就为了证明一件事情——政府对人力的投资，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沃森教授的研究成果也为作为我的佐证之一，因为我们好几亿的孩子，这些人在未来可以成为娴熟的劳动者。”
“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几亿人的产业后备军，我们的教育就是值得的。因为其他和我们人口数量相当的国家和地区，如印度、东南亚，他们要么没有统一的行政实体，要么确实在劳动素养上，无法达到同样的高度。”
“你对沃森怎么看？”
余切道：“沃森是一个复杂的人，但他确实是我们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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