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老朱这个人，确实是不好评价。
他身上的矛盾感，几乎贯穿了整个洪武朝，既有着让后世称道的民本情怀，也有着让时人窒息的专制铁腕，就像一块正反两面截然不同的硬币，让人很难用简单的“好”与“坏”来定义。
你说他伟大吧，他确实担得起“伟大”二字。
作为从底层佃农、放牛娃一路摸爬滚打，最终推翻元朝暴政、建立大明的帝王，他比任何一位统治者都更清楚平民百姓的苦难。
为了护佑百姓，他不惜打破官僚集团的利益壁垒，亲自编写《大诰》——这部被后世认为“略显离谱”的法典，里面详细记载了贪官污吏的各种罪行，甚至将剥皮实草、凌迟处死等酷刑写入其中，用最直白、最血腥的方式震慑官员，让他们不敢欺压百姓。
在反贪反腐上，老朱更是做到了“零容忍”，不管是位高权重的开国勋贵，还是基层的小吏，只要牵涉贪腐，哪怕只贪了几十两银子，也必然会被追查到底，逮着就往死里整。
洪武年间的“空印案”、“郭桓案”，动辄牵连数万人，虽有扩大化之嫌，却也实实在在地刹住了官场的贪腐风气，让百姓得以在相对清明的环境里休养生息。
从这一点上来看，老朱确实是一位心系百姓、敢于革新的伟大帝王。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朱重八同志骨子里的“小农思想”和“家天下”观念，又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治国策略，让很多政策带上了强烈的专制色彩，甚至可以说，有些事情做得并不地道。
他一生都在追求“稳定”，这种稳定不是百姓自主选择的幸福，而是他眼中“可控”的秩序——百姓老老实实耕田，官员规规矩矩办事，整个大明天下像一台精密的机器，按照他设定的轨道运转，不容有丝毫偏差。
比如路引制度，就是他维护这种“可控秩序”最直接的工具。
按照大明律令，百姓凡是离开所属州县百里之外，就必须向官府申请路引，若是没有路引擅自出行，士兵会将其以逃兵论处，普通百姓则按“偷渡”治罪。
“偷渡”的惩罚绝非小事，最轻也是杖八十——要知道，明朝的杖刑用的是大竹板，杖八十下去，就算是身强体壮的汉子，也得皮开肉绽，侥幸不死也会落下终身残疾，更别说老弱妇孺了。
而且，申请路引的流程繁琐到让人望而却步：首先要向本乡的里正、甲首提交申请，详细说明出行的理由、目的地和返回时间；里正、甲首核实无误后，再呈报给州县衙门；州县官员审核通过，才会发放路引。
路引上要密密麻麻注明申请人的姓名、年龄、相貌特征、家庭住址，甚至连出行的具体事项（如探亲、经商、求医）、起止地点的详细地名，以及必须返回的期限，都要一一写清，半点不能含糊。
之所以把流程设计得这么麻烦，本质上就是朝廷有意为之——通过层层审批、处处限制，让百姓主动放弃远行的念头。
所谓“路引”，看似是出行的凭证，实则是朝廷为了限制人口流动，将百姓牢牢束缚在土地上的一种强制措施。
这位草根皇帝的逻辑很简单：人是税的根源，地是税的载体，一旦人跑了，土地没人耕种就会荒芜，朝廷就收不到粮食税、人头税；没有税收，国库就会空虚，军队就没了军饷，大明的江山就会不稳。
所以，他必须用路引把人“钉”在土地上，确保每一个百姓都能成为朝廷税收的“稳定来源”。
你说什么？世界这么大，你想去看看？
在老朱的治国理念里，这种想法简直是大逆不道——腿给你打断信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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