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工程师发明了“活体测量仪”——强迫劳工保持特定姿势供绘图员取模，稍有晃动便用滚烫的铜尺烙烫锁骨。我的素描本里藏着这些扭曲人体的速写，某页边缘写着：“达芬奇画《维特鲁威人》时，可曾想过人体是这般被解构的？”劳工每日配给的“1公斤大米”实为掺碎玻璃的陈粮，法国军医称之为“天然泻药”。我偷藏的米粒中混着半片带齿痕的人指甲——那是某个劳工临死前从米袋抠出的“蛋白质”。
工地医院挂着“仁慈十字”的招牌，实为细菌培养皿。患霍乱的工人被活体解剖，肝脏被制成“抗疟标本”寄回巴黎医学院。我的测绘工具包中，某把比例尺的刻度缝隙里卡着半截人类臼齿。每日开工前，监工强迫劳工跪拜三色旗，高唱《马赛曲》改编的奴化歌曲：“我们卑贱的脊梁，托起法兰西的荣光！”我的速写本里，某幅水彩画用颠倒透视法描绘这一场景：飘扬的旗帜化作绞刑架，歌声凝结成裹尸布。
作为新古典主义信徒，我曾相信“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当我用丁字尺测量老街隧道时，发现墙壁嵌着上百具华工骸骨，头骨凹陷处嵌着铁镐头——这些是“效率提升方案”失败后被当作支撑材料的尸体。我连夜撕毁了为隧道设计的巴洛克式拱门草图，碎片被塞进越南劳工的烟枪里焚烧。
在北江省测绘时，我偶遇一群高棉族童工，他们用炭条在铁轨上画画：太阳是滴血的铜钱，铁轨是吞吃手指的蜈蚣。当被问及“什么是自由”时，8岁的阿香用碎布头缝出个戴镣铐的蒙娜丽莎。“您教的透视法，”她歪头问，“能把锁链画成飘带吗？”
同胞们，我曾带着对艺术的热爱和对文明的向往来到这里，却目睹了人间地狱般的景象。我用画笔记录下了这一切，希望我的作品能唤醒你们的良知。我们不能以文明的名义，制造这样的灾难。请你们反思，我们的“东方文明工程”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否真的在传播文明，还是在制造新的野蛮？
我曾与你们一样，相信画笔能丈量人类荣光，直到我的丁字尺在越南的泥土里量出血的密度：每公里铁轨下埋着37.5具劳工的骸骨，他们的眼窝是枕木的铆钉孔，脊椎是钢轨的弧度校准器。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在这里被重绘——监工用烧红的铜尺烙出‘完美比例’，而‘活体测量仪’下的劳工，不过是会喘息的几何零件。
你们引以为豪的‘印度支那铁路复兴计划’，实则是用东方人的血肉浇筑的死亡传送带。从广州运来的劳工被塞进竹笼，像沙丁鱼罐头般腐烂；高棉族孩童用炭条画的铁轨蜈蚣，比你们的工程蓝图更接近真相。我曾以为巴洛克拱门能凝固史诗，直到发现老街隧道的墙壁里嵌着华工的颅骨——他们头骨上的镐痕，正是你们勋章背面的浮雕。
我的画架上如今有一幅未完成的《红河变奏曲》：
画面中央是倒悬的埃菲尔铁塔，塔尖刺穿一名越南孕妇的子宫，脐带化作铁轨伸向地平线；
左侧的‘自由女神’举着断臂火炬，火光里飘着掺玻璃渣的米粒；
右侧的监工挥舞三色旗，旗面褪色后露出成排吊在桥墩上的劳工，他们的脊梁骨拼成‘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的法文；
背景用立体派手法碎裂的太阳，实为军医寄回巴黎的肝脏标本，每一片叶状细胞都刻着劳工编号。
这封信的墨水混着阿香缝制‘镣铐蒙娜丽莎’时的血——那个八岁女孩问我能否用透视法把锁链画成飘带。我的答案是：不能。但我们可以烧掉所有歌颂殖民的调色板，用骨灰重新调制颜料。
你们在沙龙里赞叹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却对红河畔的‘新自由’视而不见：自由是被盐水鞭挞时啃食同伴腐肉的自由，是选择吊死或累死的自由。而你们所谓的‘文明使命’，不过是把《人权宣言》钉在运尸船的桅杆上，让秃鹫叼走每个字母的笔画。
我留下我的测绘工具包：比例尺的齿缝里卡着半颗臼齿，圆规尖上沾着霍乱患者的胆汁。它们应当被陈列在卢浮宫，取代那些粉饰暴力的历史画——这才是法兰西真正的‘文化遗产’。
当你们下次举起葡萄酒杯时，请记住杯中晃动的不是波尔多，而是北圻童工眼里的泪盐。
艺术不再为文明加冕，艺术必须为文明掘墓。
保罗·杜兰”
因为场地空间有限，所以除了揭幕嘉宾外，正对主题墙的都是几大电视媒体的摄像机和工作人员，其他来宾都聚集在两侧，当然，现场也有临时的移动大屏实况转播这几大媒体的现场直播画面。
幕布被揭下后，两边的嘉宾鼓掌如仪。然后，随着镜头定格在那幅未命名的油画和那封信件后，慢慢的，掌声停了下来，所有的在场嘉宾，以及电视屏幕前的观众，都沉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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