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属波兰，彼得罗科夫省，扎维耶尔切，波兰起义军俘虏营。
冬季的阴郁天空下，整个营地笼罩在一片沉闷的灰色之中，仿佛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十月的寒风无情地席卷着这片土地，带走了最后一丝暖意，只留下刺骨的寒冷和绝望。
营地由几排低矮的木质长屋组成，它们排列整齐，被三米高的带刺铁丝网和四座瞭望塔严密包围。每座瞭望塔上都站着全副武装的俄军士兵，他们冷漠的目光扫视着下方的一切，手中的步枪随时准备对任何试图越狱的囚犯开火。营地的西北角是一个小型煤矿入口，黑洞洞的矿井像是通往地狱的大门，每天吞噬着无数囚犯的健康和生命。
对于这些幸运（或不幸）地避免了绞刑和流放的囚犯来说，扎维耶尔切俘虏营就是他们的地狱——每天从黎明到黄昏，他们都被迫在恶劣的条件下开采煤矿，为沙皇帝国提供能源。
这里关押着近六百名波兰起义军俘虏，他们都是在1863年爆发的波兰起义中被俄军俘获的战士。起义已经失败，曾经的革命热情和民族希望渐渐被俄国镇压部队的铁蹄和苦寒的西伯利亚流放所消磨。
矿井深处，昏暗的煤油灯光下，数十名囚犯弯腰在狭窄的隧道中开采煤炭。空气中弥漫着煤灰和汗水的气味，时不时传来石块滑落的声音，让人神经紧绷。每个人都沉默地工作着，保存体力，节约呼吸，因为在这里，多说一句话意味着多吸入一口致命的煤尘。
编号11428的囚犯正用镐头艰难地凿着一面煤壁。他二十出头的年纪，原本英俊的面容如今被煤灰和疲惫所掩盖，他的名字是亚当·诺沃特尼，虽然在过去一年里，几乎没有人这样称呼过他。在扎维耶尔切，他只是“11428”，一个数字，一个系统中的微小齿轮。
亚当并非俄属波兰人，而是来自奥地利帝国的加利西亚王国，那里有大量波兰裔居民。作为克拉科夫大学的学生，他被波兰民族主义思想所感染，在起义爆发时，他和许多同学一起加入了诺沃尔子爵的志愿军，加入了起义军的行列。他们满怀理想，期待通过武装斗争恢复波兰-立陶宛王国的荣光，将波兰至少从统治中解放出来，或者最低希望沙皇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能够恢复自治。
然而，现实远比理想残酷，尽管有着许多国际援助跟志愿军的加入，起义在发生了一年多之后，最终走向了失败，亚当也被俘，判处三十年强制劳动，送到了扎维耶尔切煤矿。
当亚当正在收集一堆刚刚开采出的煤块时，一阵不同寻常的骚动传来。矿井入口处传来了俄军士兵的喊声和脚步声，这在平常的工作日里是很少见的。
“肯定又有人试图逃跑了。”一个囚犯小声嘀咕。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尽管几乎没有人能成功逃出去。俄军对待逃跑者的手段异常残酷，通常是当众鞭打至死，以儆效尤。
亚当没有理会这些猜测，继续专注于自己的工作。然而，几分钟后，他听到了一个声音，让他浑身一震。
“编号11428、编号11428。”一个俄军士兵站在煤矿洞口不远处，拿着个喇叭大声喊着。他的声音在狭窄的隧道中回荡，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命令感。
亚当僵住了，心脏狂跳。被单独点名通常意味着两种可能：要么是特殊惩罚，要么是......他不敢想那个几乎不可能的“要么”。周围的囚犯都停下了手中的活，悄悄地看向他，眼中既有同情也有好奇。
亚当放下工具，不确定地朝矿井入口走去。随着他接近入口，阳光变得越来越刺眼，照得他眼泪直流——在黑暗的矿井中工作了一整天后，即使是微弱的冬日阳光也显得异常强烈。
“在！在！在！”亚当终于来到喊他的士兵面前，努力地让自己露出一个不算难看的笑容，尽管他的身上跟脸上基本都是煤灰。他的声音因为煤尘和紧张而显得沙哑。
这名士兵约三十岁左右，穿着标准的俄军制服，眼神冷漠而严厉。他上下打量了亚当一番，见他如此迅速回应，表情稍微缓和了一些。
“走，跟我去核实你的信息。”士兵简短地命令道，然后转身向营地办公区走去。
亚当的心跳加速了。核实信息？这是什么意思？还是有更糟的事情等着他？他曾听说过有囚犯被“核实信息”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别无选择，只能跟上士兵的脚步，穿过矿井区，走向营地中心的一栋砖房。这是俄军官兵的办公区，普通囚犯几乎没有机会进入。亚当注意到，今天这里的警戒似乎比平时更加森严，额外的士兵在各个角落巡逻，神情警惕。
他们来到办公区后，士兵示意亚当在外面等待，自己则进入了房间。片刻后，门再次打开，士兵示意他进去。亚当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踏入了房间。
办公室内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烟草和皮革的气味。房间不大，但布置得整洁有序。墙上挂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肖像，沙皇威严的目光似乎在注视着房间内的一切。一张宽大的橡木办公桌占据了房间的中央，桌后坐着三位俄军官员，面无表情地看着站在门口的亚当。
最左边的是营地指挥官科兹洛夫上校，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军官，满脸皱纹和一道从左眉延伸到脸颊的伤疤，他据说在一场战斗中用手枪射杀了五个波兰士兵然后又用刺刀干翻了四个人，简直可怕。中间是一位亚当不认识的中校，看起来比科兹洛夫年轻得多，约四十岁左右。最右边的则是营地的行政官伊万诺夫少校，一个瘦小精明的男子，负责营地的日常运作和囚犯管理。
但真正吸引亚当注意的是站在房间角落的那个人——一位穿着深色大衣的陌生男子，明显不是俄军人员。他站得笔直，双手背在身后，目光审视地落在亚当身上，似乎在评估什么。
科兹洛夫上校清了清嗓子，开口说道：“囚犯11428，亚当·诺沃特尼，出生于1840年5月3日，克拉科夫，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教师，曾就读于克拉科夫大学医学院。1863年7月加入加利西亚王国波兰志愿军，同年12月在卢布林附近被俘。“他停顿了一下，锐利的目光直视亚当，“这些信息是否属实”
亚当感到一阵眩晕与害怕，他害怕地咽了口唾沫，“是的，长官。信息属实。”
科兹洛夫点点头，然后示意角落里的那位陌生人上前。“这位是奥地利驻华沙领事馆的特使，诺曼先生。他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亚当惊讶地看向那位男子。
特使诺曼走到亚当面前，用流利的帝国语问道：“诺沃特尼先生，你能证明你是奥地利加利西亚王国的合法公民吗？”
亚当犹豫了一下，然后用同样的德语回答：“是的，先生。我在克拉科夫出生长大，那里自1846年起就是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我的父亲斯坦尼斯拉夫·诺沃特尼是克拉科夫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母亲安娜·诺沃特尼是一位私人教师，现在在负责斯尔利特伯爵的女儿教育。我本人持有奥地利帝国的护照，虽然......”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当我被俘时，那些证件被销毁了。”
“你能描述一下克拉科夫大学医学院的建筑和教授们吗？以及，你能告诉我克拉科夫市政厅广场上那座钟楼的特点吗？”
亚当立刻明白了，这是在测试他的身份真实性。他开始详细描述克拉科夫大学的红砖建筑、内部的解剖教室、主要教授的名字和特点，以及市政厅广场上那座著名钟楼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和每小时整点报时的传统。
他的话很多，仿佛是看到了希望一样，记忆里面所有的库存都被一股脑的倒了出去。
“您请看这个东西，您认识吗？”特使诺曼从口袋里面掏出一个小盒子，盒子打开后是一串亮晶晶的项链。
亚当地激动地说：“这、这是我送给母亲的礼物。”
诺曼点点头，转向俄国军官们，用俄语说道：“我确认这位确实是奥地利帝国的公民，亚当·诺沃特尼。根据我们的记录和他的描述，他的身份无可置疑。根据我们两国之间的协议，我请求立即将他移交给奥地利当局。”
科兹洛夫上校看起来并不完全信服，但那位中校——亚当后来得知他是驻该地区的俄军高级官员彼得罗夫——微微点头，说道：“既然身份已经确认，按照协议，我们应该将他移交给你们。不过，“他的眼睛眯了起来，“我很好奇，为什么奥地利帝国会对一个参加波兰起义的叛徒如此关心？“
事实上，这不是第一个被移交到奥地利方面的波兰起义军士兵了，这段时间有很多人被奥地利通过外交协议换了回去。
诺曼特使用了官方的回答：“奥地利帝国一向重视对其公民的保护，无论他们身在何处。”
好吧，事实上奥地利在1864年的时候就宣布开除了所有参加波兰起义军的奥地利公民身份，不过政治嘛，也就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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