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的抵抗与自我的救赎》
——论树科粤语诗《揾返己己》的本土意识与现代性困境
文/元诗
在普通话日益成为文学创作唯一合法语言的当代诗坛，树科的《揾返己己》以纯粹粤语方言的书写姿态，构成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抵抗。这首诗表面浅白如童谣，内里却暗藏玄机，通过方言特有的韵律和词汇，构建了一个关于现代人身份焦虑的隐喻空间。全诗以"嘢"这个粤语核心词汇为诗眼（出现达十次之多），在看似重复的日常絮语中，完成了对物质主义时代个体存在价值的深刻质询。当我们细读"人哋嘟有嘢/己己有冇嘢"这样的句子时，不仅能感受到粤语特有的音韵节奏，更能触摸到诗人对"拥有"与"存在"这对哲学命题的方言式思考。
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审视，《树科诗笺》标注的创作地点"粤北韶城沙湖畔"具有特殊意义。韶关作为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汇处，其语言本身就承载着文化杂交的痕迹。诗人选择在此地用粤语写就关于"己己"（自我）寻找的诗篇，无形中赋予了作品文化认同的象征维度。粤语中"己己"的发音比普通话的"自己"更显稚拙，这种刻意为之的"不标准"恰构成了对抗主流话语的诗学策略。诗中"卜嘢"（找东西）、"正嘢"（好东西）等方言词汇的密集使用，形成了一种语言的"陌生化"效果，迫使读者在普通话的思维定势外，重新思考词语与存在的关系。
诗歌形式上，树科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拼贴手法。前两节以三字句的排比罗列现代生活碎片："学嘢，做嘢，食嘢/睇嘢，卜嘢，正嘢……"，这种蒙太奇式的呈现恰似本雅明笔下的"都市漫游者"眼中的世界景象。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动作的宾语都是"嘢"——这个在粤语中既可指具体物件又可指抽象事物的多义词，构成了对物质文明的隐喻。第三节突然转入五字句的哲学诘问："要嚟有乜嘢？/有乜嘢好嘢……"，节奏的变化暗示着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的跃升。这种形式上的断裂恰恰模仿了现代人思维过程的非连续性，与艾略特《荒原》中的碎片化叙事有异曲同工之妙。
"嘢"的哲学意涵值得深入剖析。在粤语语境中，"有嘢"既可指拥有物品，也可指"有料"（有能力），更可引申为"有存在价值"。诗人通过这个多义词，巧妙地质疑了消费社会将人的价值物化的倾向。当他说"人家乜嘟有/己己乜嘟冇"时，表面的物质比较背后，暗含着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之思——在"人人都有"的喧嚣中，"己己"是否真正"存在"？这种思考令人想起里尔克《杜伊诺哀歌》中的叩问："我们，这些消耗物，何时存在？"树科用方言的质朴力量，将西方现代主义的存在之思本土化为岭南日常经验。
诗歌后半部分的语义转折耐人寻味："好嘢唔好嘢/靓相唔靓相……"。这里"好嘢"（好东西）与"唔好嘢"的并置，解构了消费社会的好坏二元标准。而"靓相"（漂亮照片）的提及，则暗指社交媒体时代的形象焦虑——当生活沦为精心修饰的"靓相"，真实的"己己"何在？这种对虚拟身份的怀疑，与拉康的"镜像理论"形成对话：人们追逐的不过是他人眼中的幻象。树科用粤语特有的"A唔A"句式（好唔好，靓唔靓），构建了一种辩证的思考方式，这种方言思维本身就对普通话的确定性逻辑构成了挑战。
从文学传统看，《揾返己己》延续了岭南文学"以俗为雅"的美学追求。清代粤讴《解心事》就有"心事恶解，都要解到分明"的俗语入诗传统。树科的创新在于，他将这种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荒诞意识相结合。诗中重复出现的"嘟"（都）、"乜"（什么）等语气词，制造出卡夫卡式的悖论效果——在看似明白如话的表述中，隐藏着存在的迷津。这种创作路径与香港作家西西的《我城》一脉相承，都是用方言的日常性来消解宏大叙事的沉重。
诗歌标题《揾返己己》（找回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宣言。"揾"（找）在粤语中比普通话的"找"更具动作性和生存紧迫感，重复的"己己"则强化了寻找对象的自我指涉性。这让人想起屈原《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寻找传统，但树科将之降格为市井白话，这种"降格"恰恰体现了当代诗的平民意识。全诗看似简单的问答结构（"有冇嘢？"—"乜嘟冇"），实则模仿了禅宗公案的机锋，在否定之否定中接近存在的本相。
从接受美学角度考量，这首诗的方言特性制造了特殊的阅读体验。对于粤语读者，文字的声音形象会直接唤起生活经验；而对非粤语读者，则需要通过注释进入文本，这种"隔"反而强化了诗作关于"沟通困境"的隐喻。诗人刻意保持的童谣体风格，与内容上的存在主义思考形成张力，这种"简单的复杂"正是现代诗的高明之处。就像保罗·策兰用德语写作《死亡赋格》一样，树科用粤语写就的这首短诗，在方言的土壤里长出了普世性的思想之花。
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下，《揾返己己》可视为方言写作抵抗文化同质化的典型案例。当普通话写作越来越趋向同一的"标准"时，方言诗以其"不标准"守护着文化的多样性。诗中"己己"的寻找，某种意义上也是粤语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自我寻找。阿多诺曾说"在错误的生活里没有正确的生活"，树科的诗则告诉我们：在别人的语言里找不到自己的语言。这种方言自觉，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路易斯·格丽克用英语改写希腊神话异曲同工，都是用语言的重构来找回被遮蔽的自我。
诗歌结尾的留白尤具深意。省略号暗示的未竟之思，为读者预留了参与解读的空间。这种开放结构呼应了罗兰·巴特"作者之死"的理论，邀请每位读者用自己的语言完成"揾返己己"的旅程。在抖音短视频吞噬一切注意力的时代，树科用一首看似"冇嘢"（没什么）的方言小诗，完成了对存在本质的深刻追问。这首诗的价值，恰在于它用最本土的语言，说出了最普世的困惑——当所有人都忙着拥有"嘢"的时候，那个真正的"己己"，正在何处流浪？
《揾返己己》的艺术成就，在于它将方言的抵抗性转化为诗学的建设性。在"乜嘟有"与"乜嘟冇"的辩证中，树科用粤语特有的节奏和思维，为我们这个物质过剩而精神匮乏的时代，写下了一则关于寻找自我的寓言。这首诗证明，真正的现代性不在语言的"标准"里，而在思想的自由中；不在"人家"的评判里，而在"己己"的觉醒中。当最后一行的省略号悬置在空中时，每个读者都将听见自己方言的回响——那或许就是"己己"最真实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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