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做亚历山大·马特乌斯，我的父亲是约泽夫·马特乌斯，帝国第17军下属的一个连长。
从小到大，父亲总是穿着笔挺的军装，胸前挂着他在1859年对法国、撒丁战争中获得的勇敢勋章。他很少谈起那场战争，但我知道，他的左腿就是在布雷西亚战役中受的伤，每到阴雨天就会隐隐作痛。
他很喜欢弗朗茨陛下，他一从军营回家就会抽空给我们兄妹讲他遇到陛下的那天，弗朗茨陛下跟他们一块吃了一顿晚饭。
在他影响下，我们兄妹几个一直都是很尊重弗朗茨陛下，大哥、二哥都参了军。
1870年，我进入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就读。那是个激动人心的秋天，大学里充满了各种新思想的碰撞。我还记得第一次走进哲学系大楼时的情景——古老的石柱、回荡的脚步声，还有教授们激烈辩论的声音从各个教室传出。我选修了康德哲学、历史学，还有一门看起来有些奇怪的课程——紧急救援。当时只是觉得多学点东西总没坏处，没想到后来真的派上了用场。
1871年5月23日，普法战争爆发了。消息传到维也纳时，整个咖啡馆都沸腾了。学生们聚在一起激烈讨论，有人支持普鲁士，比较是德意志兄弟国家；有人同情法国，认为拿破仑三世被普鲁士宣战的一方，而且支持法国对奥地利也有好处。而我呢，说实话，当时更关心的是12月份要去奥尔登堡高等师范学院的交换项目——那可是我好不容易才申请到的机会。
1871年12月，我踏上了前往奥尔登堡的火车。一路向北，风景从多瑙河畔的丘陵变成了北德平原的农田。车厢里挤满了人，有商人、有学生，还有不少普鲁士军官，他们谈笑风生，对战争的前景充满信心。一个年轻的中尉甚至拍着胸脯说：“圣诞节前我们就能在巴黎喝香槟了！”
奥尔登堡是个安静的小城，比起维也纳的繁华，这里更像是时间停滞的地方。起初的几个月很平静。
战争的消息断断续续地传来。普鲁士军队势如破竹，卢森堡战役大捷，收服了卢森堡公国，里昂之战，消灭了法国第14师。奥尔登堡的市民们虽然身处小邦，但也为德意志的胜利感到骄傲。酒馆里经常能听到《守望莱茵》的歌声，人们举杯庆祝。
然而，1872年8月17日，一切都变了。
那天早上，我正在图书馆里研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突然听到街上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几个信使策马狂奔，一边跑一边喊：“法国人在日德兰半岛登陆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帮助他们！”
图书馆里一片哗然。学生们纷纷涌到街上，想要打听更多消息。很快，更坏的消息传来了——普鲁士在日德兰的防御几乎形同虚设，主力部队都在法国境内，北方空虚得像个不设防的仓库。
接下来的日子里，坏消息接踵而至。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联合舰队控制了北海，法国军队在日德兰半岛站稳了脚跟。最让人震惊的是威廉港的消息——8月27日夜，法国海军的炮火如雨点般落在这个普鲁士最重要的海军基地上。据说整个港口都被照亮了，爆炸声在几十公里外都能听到。
难民开始涌入奥尔登堡。起初只是零零星星的几户人家，后来变成了潮水。他们大多来自威廉港和诺登，有海军军官的家属、造船厂的工人、商人、手工业者...男女老少，推着小车，背着包袱，脸上写满了惊恐和疲惫。
（奥尔登堡大公国）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在城门口看到难民队伍的情景。一个老妇人抱着她的外孙女，小女孩的脸上还有被爆炸震碎的玻璃划出的伤口。一个造船厂的工头告诉我，他亲眼看到普鲁士海军的骄傲“腓特烈大帝”号在港口里爆炸沉没，火光冲天，映红了半边天空。
奥尔登堡大公彼得二世下令打开所有的公共建筑——学校、教堂、甚至是政府办公楼，为难民提供栖身之所。大公还组织市民捐献物资。面包房昼夜开工，铁匠们赶制帐篷的支架，妇女们缝制毯子和衣物。整个奥尔登堡都动员起来了。我也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帮助搭建帐篷，分发食物。
九月初，我收到了奥地利领事馆的通知，建议所有奥地利公民尽快撤离。但我没有立即离开。一方面是因为学业还没结束，另一方面...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应该留下来帮忙。这些德意志同胞正在受苦，我怎么能就这样一走了之？
我加入了一个临时医疗队。虽然我只在维也纳大学学过基础的紧急救援，但在这种时候，会用酒精消毒、会包扎、会止血就已经很有用了。队长是个叫做穆勒的医生，战前在奥尔登堡开诊所。他是个秃顶的中年人，总是神色疲惫，但手很稳，再紧急的情况也不会慌乱。
1872年9月18日，我们接到命令，要去拉斯泰德镇支援。那里有不少从北方逃来的难民，急需医疗援助。拉斯泰德是个典型的北德小镇，有座尖顶的路德教堂，几条铺着鹅卵石的街道，还有个小小的集市广场。我们到达时已经是傍晚，在当地牧师的安排下，医疗队住进了教堂旁边的房子里。
顺便一提，我的信仰是天主教，但这不影响我救助新教的同胞。
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窗外不时传来狗叫声，远处似乎有隐约的炮声。我躺在简陋的行军床上，想着远在维也纳的家人，想着父亲会不会为我担心。
凌晨时分，我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然后，凄厉的警报声把我惊醒。
“法国人来了！法国人来了！”有人在街上大喊。
紧接着就是炮声——轰隆隆的炮声由远及近，震得窗户哗哗作响。我慌忙爬起来，套上衣服就往外跑。街上已经乱成一团，镇民们拖家带口地往教堂跑。穆勒医生大喊：“都到教堂去！石头墙结实！”
我们的医疗队七手八脚地搬着药品和器械冲进教堂。这是座建于十六世纪的老教堂，厚重的石墙确实让人感到一丝安全感。但教堂里已经挤满了人——男人、女人、孩子，还有不少之前收容的难民。空气中弥漫着恐惧的味道。
爆炸声越来越近，每一声都让人心惊肉跳。透过彩色玻璃窗，能看到外面不时闪过的火光。有个妇女抱着婴儿，拼命捂住孩子的耳朵，自己却吓得浑身发抖。一个老人跪在圣坛前祈祷，嘴里念念有词。
就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中，人们开始小声交谈，试图用说话来缓解恐惧。
“听说法国人一个镇一个镇地扫荡，见人就杀。”一个中年男人说道，他是镇上的铁匠。
“我听说更可怕，”另一个人压低声音，“他们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捅，说是要为死在法国土地上的法国人报仇。”
“上帝啊，太残暴了。”一个妇女画着十字。
“国王陛下的援军在哪里？”有人问道，“不是说普鲁士军队天下无敌吗？”
“天下无敌？”一个刚从北方逃来的难民冷笑道，“那是在法国境内。现在主力都在那边，谁来救我们？”
“可是还有其他邦国啊，”一个年轻人说，“汉诺威王国、南方的奥地利帝国，他境内的南德意志邦国萨克森、巴伐利亚...”
“汉诺威？”铁匠摇摇头，“我有个表弟在汉诺威做生意，上周来信说，汉诺威国王已经宣布中立了，火车都停了，不让普鲁士军队过境。”
“为什么？”
“怕惹火烧身呗。法国人势大，谁都不想当出头鸟。”
“那奥地利呢？”突然有人问道，“奥地利以前可是德意志邦联的主席吗？他们总该做点什么吧？”
这个问题让我的心猛地一跳。我下意识地低下头，不想让人注意到我这个奥地利人。
“奥地利？”那个难民的声音变得愤怒起来，“别提了！仗都打了一年多了，你见过一个奥地利兵吗？那个弗朗茨皇帝，只知道坐在维也纳数钱！”
“就是，”另一个人附和道，“我听说奥地利还在跟法国做生意呢，一边看着我们挨打，一边赚战争财。”
“关键时刻，谁管谁啊！”
“弗朗茨就是个混蛋！”铁匠愤怒地说，“口口声声说什么德意志大家庭，结果呢？眼看着自己人被打，连个屁都不放！”
“我还听说，”一个看起来像是小商人的男人神秘兮兮地说，“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王国本来想派兵来帮忙的，结果被奥地利给拦住了。说什么要保持中立，不能刺激法国。”
“什么？！”好几个人同时惊呼。
“千真万确，我有个亲戚在慕尼黑，他亲口告诉我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想要派遣志愿军，结果弗朗茨派人警告他，说谁要是破坏中立，奥地利就跟谁翻脸。”
“这个混球！”铁匠狠狠地啐了一口，“亏他还是个德意志人！”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血液冲上脑门，我猛地站起来，大步走到教堂中央的台阶上。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我。
“诸位！”我大声说道，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不要颤抖，“我是亚历山大·马特乌斯，维也纳大学的学生，一个奥地利人。我必须为我的皇帝陛下说几句公道话！”
教堂里顿时安静下来，几百双眼睛盯着我，有惊讶，有怀疑，还有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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